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社群”的发展兼谈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新兴青年群体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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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社群”的发展兼谈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新兴青年群体成长

谭建光(广东省团校)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青年群体产生多样化的状况,尤其是呈现出对“社群”自我认同感强,并引起社会关注度高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经历 20 世纪 80 年代不再“铁板一块”的青年社群,20 世纪 90 年代敢于“亮出底色”的青年社群,21 世纪 00 年代追逐“全球浪潮”的青年社群,21 世纪 10 年代不断“分化裂变”的青年社群,21 世纪 20 年代持续“碰撞交织”的青年社群等阶段变化,逐渐形成打工人社群、玩家社群、饭圈社群、新知青社群、小镇青年社群、志愿青年社群等多样化的类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关注青年对社群的自我认同,逐渐构建青年社群共治共享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青年 社群 演化 裂变 共享

     当今青年呈现出对“社群”自我认同感强,并且引起社会关注度高的现象,值得重视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群”除了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介绍之外,更是在青年群体中逐渐受到欢迎、扩散开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的发展,青年“社群”越来越活跃,呈现多样化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1]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进程中,不仅要落实“坚持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促进青年在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实现全面发展”[2]的要求,也要高度重视青年社群的研究和引导,使其成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正能量。

一、“社群”一词在青年语境中的泛化与特殊化
     “社群(community)”原来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使用的词语,尤其是在对一些原住民的部落、族群研究的时候使用,后来才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出现“社群主义”的潮流。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群”一词在青年语境中逐渐传播和流行,不再仅仅是指社会群体的简称,而是出现泛化和特殊化两方面的趋势。泛化就是在青年中越来越多的类型中使用“社群”一词,并且增强社群成员的自我认同感;特殊化就是社群成为某类青年聚群的标签,或者是自我标榜,或者是被“贴标签”。特别是互联网普及之后,青年社群泛化现象更加突出。“据统计,目前普遍发展的社群是从 2010 年以后开始的,在 2014 年更是有一批社群崛起,人数从几十个人到几十万人不等。目前,发展较好的社群凤巢社Phoenix nest(数百万人)、K友汇(几十万人)、微启动&微企动(3万人)、BSE 同学会(2万)等,人员年龄大多都在 25-45 岁之间。微信群的规模也由过去的40人、100人、200人,扩大到了500人甚至更多,每一个信息都有可能在社群内产生强大的传播效应,在圈子内形成轰动效果,进而影响社群成员决策的方向。”[3]为此,我们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的青年社群变化状况,探讨其中体现的特点和蕴含的价值。

    (一)20世纪80年代:
     在中国,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既是对于全社会影响广泛、影响深远的决策,也是对青年发展变化影响广泛、影响深远的决策。从青年“社群”发展的标志性变化看,在改革开放之前,青年群体主要是按照社会阶级阶层划分不同类型,缺乏多样化的独特性“社群”。如“文革”期间最典型的就是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两大群体: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先烈等五种身份的子女统称为“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统称为“黑五类”,形成结对划分、“铁板一块”的两大群体。“文革”结束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激励下,青年开始多样化的“结群”“结社”“聚合”“抱团”,并且面向社会提出五花八门的“社群”类型。笔者1978年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就发现内地学生受到外国华侨学生、港澳台胞学生的影响,在校内发起成立各种类型的社团,或者自发结成各种类型的“社群”,发表自己的主张、积极传播到社会。这个时期受到欧美国家“社团”“社群”发展的影响非常大。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见,他就立即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效仿的力量。”[4]20世纪80 年代的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城市青年就受到“社群”作用的鼓舞,摆脱“铁板一块”的群体面目,展现丰富多样的“社群”风貌。虽然很多青年“社群”是昙花一现、良莠不分,但是却提供了青年不断尝试、不断体验、不断表现、不断证明的机会。客观地说,许多青年也是在“社群”轮番变动的过程中,逐渐改变初期对多样化“社群”的盲目热情,学会理性判断和选择,成为越来越成熟的一代新人。
    如果20世纪80年代对于青年来说最大的感觉是“变化快”,那么,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青年来说最大的感觉就是“世俗化”。经商、挣钱、淘金、外快等等词语逐渐流行,也促成相关联的青年“社群”发展繁荣。那个年代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南方讲话”,即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引起再一次的思想解放热潮、经济发展热潮。邓小平同志针对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排斥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1983年8月9日,当时还是学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引起社会的“大批判”;1988年1月13日,蛇口青年在与李燕杰等教育专家对话的座谈会上提出为“淘金者”正名,也引起社会的争议和批评。但是,经过 90 年代“南巡讲话”的广泛传播,这些就成为青年追求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的正常观念。这种“为钱正名”和“淘金者”的多样化解释观点,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这个时期,青年“社群”中涌现较多的是参与市场经济、投身商业大潮的类型。从青年企业家到青年个体户、从青年“下海者”到青年“股票人”等等,都被赋予世俗化的色彩。这也是青年亮出的“新底色”,即敢于追求利益、敢于追逐经济的特性,逐渐构成活跃有为的新兴青年“社群”。

   (三)21世纪00年代:追逐“全球浪潮”的青年社群
    进入21世纪的初期,在中国青年中最流行的词语之一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自由贸易、国际交往等成为时尚的词语,也成为影响“社群”发展的重要元素。这个时期流行“千禧一代”和“Z 世代”等称谓,每一个代际中又产生各类独具特色又频繁变化的青年社群。“‘Z 世代’(Generation Z)一词来源自国际营销学者提出的新概念,通常指 1995-2010 年出生的年轻人,其成长过程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被认为是真正的移动互联网原生一代。Z 世代深谙各类社交媒体生态并游弋其中,是社交媒体内容的最活跃的消费者及生产者。”[6]研究发现,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青年“社群”的“追逐大潮”与“小众分化”成为并行的趋势。青年追逐大潮的特点就是通过网络信息搜寻国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新时尚、新思潮,尽可能引进和模仿,力求更快地成为青年“社群”的标志。然而,恰恰因为大多数青年都追逐“全球浪潮”“国际新潮”,就出现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新雷同。为此,不少青年“社群”也兼顾追逐潮流和保持个性的需求。“小众分化”就是在许多青年“社群”都热衷潮流的时候,一些青年“社群”“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不同于大众品味的特色和元素,包括追寻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重新包装并推向社会;也包括探寻美国、英国、法国之外的一些小国家、小民族生活元素,作为“特立独行”的社团象征。从总体上看,21 世纪初期“全球化”冲击下的青年“社群”发展,前沿性、时尚性、变化快、元素多等成为突出的特点,不仅影响青年的成长,而且影响社会风尚,甚至出现浮躁现象,也引发各种社会潜在问题和风险。

    (四)21世纪10年代:不断“分化裂变”的青年社群
     从青年“社群”自身发展变化的阶段看,2010年前后是非常明显的转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后劲减弱,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引起青年的反思;另一方面,21世纪初期的“全球化”浪潮也引发种种矛盾纷争,引起青年的质疑;再一方面,网络社会发展迅速,移动互联网广泛普及,不仅中高阶层的青年用得起手机、上得了网络,青年农民工、农村青年也都拥有上网的条件。“扫地阿姨也用手机、上网了”成为社会关注的普遍现象。在这种社会变化的影响下,青年“社群”出现大量的分化裂变。一是原来绝然对立的青年社群,分化出许多“中间状态”的青年社群。如热衷追逐“市场化”“全球化”的青年社群,成员并不是那么自信和坚定了,就分化出态度各不相同的社群。二是青年“虚拟社群”大量增加,甚至一些青年同时加入多个“虚拟社群”,借助网络的隐匿性和便捷性,出现大量青年社群的引领者,也出现更多追随者。“虚拟空间内形成了大量的青年网络群体,如粉丝群、书友群、车友群,群成员往往具有相似的兴趣或经历,持续地参与增加了青年对群体的归属感,也能够衍生出相互之间的信任。与现实生活脱域的虚拟社交互动反而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放松的社交话题、高频的社会互动,都有助于在虚拟空间中获得信任和亲密关系。”[7]其实,在过去的世代也有青年社群分化裂变的现象,但是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后分化和裂变特别突出。究其原因,从社会上看是青年对于原来“市场化”“全球化”等单一潮流的价值取向出现质疑,很难保持大量青年认同一个社群的理念;从网络上看是“人人都是发布者”“人人都是传播者”,青年更多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自己的社群,就促进了分化裂变。所以,这就造成对青年社群的引导较为困难,对青年发展的引导也面临挑战,需要共青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的创新思维、创新策略。

    (五)21世纪20年代:持续“碰撞交织”的青年社群
    进入新时代以来,青年“社群”发展也出现新的趋势,一方面继续出现各种分化和裂变,而且社群裂变的频率加快、类型增多;另一方面也出现青年社群之间碰撞交织的情况,即不同青年社群之间有“互掐”和冲突的时候,也有交错融合的时候。一是“线上”社群与“线下”社群的交织。在21世纪初期,面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较多研究成果预测“网络社群”“线上社群”将越来越多取代“实体社群”“线下社群”。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却出现“线上线下”复杂多样的青年社群交织状况。有些青年通过网络交友,建立网络社群到一定时间之后,就约定进行线下交往接触,成为线上线下“双线”发展的社群。二是青年社群“互掐”和“对立”的不稳定,较快发展变化和交织。虽然借助互联网的推广和煽动,很容易引起青年社群之间在网络中的激烈冲突,然而很快随着事件变化和信息变化,就转移到其他事项的交流和冲突。互相交织的状况与复杂多变的状况共存。三是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青年新社群。在过去,理解青年社群的产生和发展,较多关注共同的兴趣和追求。然而,现在青年的网络社群或者实体社群出现,很多是因为偶然的因素、偶然的感触、偶然的处境,并没有太多的内涵。这样,青年社群的“此起彼伏”“犬牙交错”,就形成越来越复杂的局面。针对这些新出现的青年社群状况,共青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探寻灵活性、多样化的路径,接触和引导青年社群。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创造条件推动不同阶层、不同领域青年群体进行经常性对话交流,增进理解、认同和包容,舒缓社会压力,融洽社会关系。”[8]当今时代与过去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青年社群裂变与交织并存的现象,需要更多理解不同类型青年社群成员的心态,在贴近青年、理解青年的过程中帮助青年、引导青年,促进青年社群的健康有益发展。

二、当代青年不断发展和衍生的社群类型
     从青年群体、青年阶层的分析转向青年社群的分析视角,就是要更多把握青年自我认同的元素,青年相互吸引的元素,既梳理越来越多样化的青年社群类型,也探寻这些纷繁复杂社群内在的相通性、共同性。法国社会学家拉葛雷分析,“面对不断延伸着的发展趋向及可能出现的转变,一部分人走得似乎更远些,他们开始讨论身份认同的碎片化问题(比如,是按照职业、地方、区域还是按照国家来确定身份认同),并把这些看作是未来社会个体或集体所面临的新挑战。”[9]其实,不仅仅是青年面对社会转型、网络冲击造成的“碎片化”时代影响,中老年也受到类似的影响,中老年社群也在裂变和增多。但是,毕竟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变化最快、变化最多,社群的“碎片化”和“裂变性”也是特别突出的。近十年来,每一年度都产生许多类型的青年社群,然而在本年度之内,或者跨年度之间又很快发生变化。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公众号发布的“2021 年度社群专题”提出关注“繁杂多样的网络社群,可以反映出当代青年群体特定的文化实践与价值主张”,仅仅 2021 年度就有“抠抠子;躺而不平的 five 们;虚拟陪伴:情感的隐秘角落;Asoul 男性粉丝:无社群的社群;女性玩家联合会:来了就是姐妹;独居者联盟:孤独与自由的博弈;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做情绪的主人;陶白白粉丝:寻找爱情的捷径;豆瓣鹅组:书写娱乐圈兴衰史”[10]等千奇百怪的青年社群。我们的研究视角,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纷繁多样的青年社群中,整理和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社群,进行深入分析,提供参考交流。而且,我们认为不仅要根据社会热点探究青年亚文化社群、青年冲突性社群,还要关注和重视青年主流文化的社群、青年正能量的社群。为此,本课题归纳出“打工人社群、玩家社群、饭圈社群、新知青社群、小镇青年社群、志愿青年社群”等 6 个类型进行分析讨论。

    (一)“打工人”社群
     青年“打工人”社群来源于“打工者(打工仔)”,但是又有明显的区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既没有“打工者”的概念,也没有“打工人”的概念,作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员工都是工人阶级、主人翁。然而,改革开放后出现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雇主和雇工的阶层区别非常明显,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出现“打工者”社群,曾经流行一首打工青年的《打油诗》:“一早起床,两脚飞奔,三班打工(上午班、下午班、晚上加班),四海为家,五点放工(下午五点),六时吃饭,七滴鼻涕,八把眼泪,九(久)久下去,十(实)死无疑。”[11]这是早期青年“打工”社群的最初形态。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个形态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网络发达出现的网络打工社群(如自称“码钉”的网络公司员工),或者受制于网络的打工社群(如快递小哥等);另一方面,自我认同打工的青年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工,而且包括许多中专、大专、本科毕业外出务工的青年,甚至包括研究生毕业外出务工或者自主择业的青年。因此,一般认为青年“打工人”社群的自我认同比早期“打工者”的素质高一些、阶层高一些,但是在很多境况方面则有类似困惑与焦虑的心态。如廉思教授在《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劳动审视》一文中分析,“更为可怕的是,倒计时一旦启动,连加速度本身都在加速,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微喘口气,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本该是自由追逐梦想的年龄,青年人却在无形中被逼迫着追赶倒计时设定的各种目标,以免错失各种机会和任何有价值的可能。”[12]也就是说,在受到盘剥和碾压、丧失自我和尊严、陷入无奈和失望等方面,“打工人”社群与“打工者”社群有共通的感受。所以,目前青年“打工人”社群体现出“双重语境”,有些时候用“加油,打工人”等词语体现励志和勉励,有些时候用“我是打工人”等词语体现卑微和无力。并且,一些青年社群的成员将“工人阶级有力量”与“打工人的无力感”进行对比和延伸,反映“打工人”心里的困惑和苦闷。我们认为,不论青年“打工者”社群还是“打工人”社群,都是劳动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社会境遇中面临困难与问题的反映,值得引起关注和重视。既要改善环境,也要提升素质,才能够让青年“打工”社群获得发展的激励和机遇。

     (二)“玩家”社群
     “玩家”社群其实就是游戏青年群体,包括游戏消费者和游戏开发者、游戏文化传播者等。如今,对于青年“玩家”社群,游戏圈中人和游戏圈外人的评价差异极大,认同感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游戏圈外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视角看,认为青少年接触游戏、沉溺游戏纯粹是玩乐,而且大多数容易造成网瘾,带来各种问题。从游戏圈中人,尤其是一些游戏开发者、生产者、传播者,以及大量游戏消费者而言,往往认为游戏不仅仅有玩乐的功能,而且有学习的功能,应该“扬善抑恶”“有取有舍”。如王义明、阿九分析,“‘云养青年’是网络青年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发挥自己的创意技术,提升网络文化的价值和品质,提升网络游戏的理念和功能,发掘出‘正能量’‘有品味’‘更美好’的因素,让未来一代更加受益、更好成长,从而减少低俗网络文化、低俗游戏文化对青少年的危害。”[13]其实,关于游戏的利与弊、玩与学等,一直是引起社会较大争议的。由于目前的话语权掌握在中老年人的手中,所以公开场合听到的是批评游戏、指责游戏的声音多一些。但是,大多数青少年就为“玩家”社群争辩,更多是在“圈内”“小众”“非正式”的渠道发表见解、发表声音,也逐渐建立社群的共同意志。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玩家”社群通过不断努力和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维特色辐射到社会。如 2022 年正式播出并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的电视剧《开端》,就通过游戏架构师肖鹤云和在校大学生李诗情不断“重启”和“循环”的方式,探寻解决社会风险的路径,展现平凡英雄、平民英雄的成长过程。这种来源于游戏情境的“重启”和“循环”思维,在传统社会生活、传统文化习俗里面是极少出现的。所以,不仅仅很多观众尤其是中老年观众在电视播出的最初几集“云里雾里”看不懂,电视剧里面的警察和办案人员也看不懂。但是,伴随故事情节的推进、解决问题的尝试,戏里戏外的人们都逐渐接受“重启”和“循环”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现象。这里就呈现出“游戏思维(玩家)-小说思维(文学)-电视思维(传播)-社会思维(生活)”的演进过程。具体说来,就是青年“玩家”社群将新兴的游戏思维,结合社会生活的现实,探索出防范风险、解决问题的路径,再通过小说创造进入文化思维,进而成功拍摄电视剧进入社会传播领域,从而影响包括老中青年的各类人群,逐渐成为社会性思维。从社会时代变化的趋势看,青年“玩家”社群的思维、心态等,会逐渐从“小众”影响力转变为“大众”影响力,这是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机构重视的。

    (三)“饭圈”社群
      青年“饭圈”社群源于“粉丝”,但是又远远超过“粉丝”的功能,加入更多的“流量”“吸纳”“排斥”“攻击”“构像”“塌陷”等功能。因此,社会上对于“饭圈”社群的评价相互对立、纷繁多样。我们认为既要从源头理解和分析“饭圈”社群的发展变化;也要探索影响和促进“饭圈”社群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从青年“饭圈”社群的源起即“粉丝”看,就经历了从个体性到组织化的过程。“从粉丝行为来看,追星族的活动往往比较个人化,是原子式的。追星族的重心在‘追’,即跟随所迷恋崇拜的偶像的脚步。这意味着他们的主要实践是参加演唱会、按时收看相关节目、到电影院观看电影、购买和收藏杂志等一系列阅听偶像相关文本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大多是追星族自发的个人行为,相对缺乏组织性和统一性。”[14]但是,现当代社会活动的组织性增强,原来作为个体性的粉丝行为,很快就“自发自主”或者“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了,或者纯粹是“粉丝”的非正式群体,或者是借助一些文化社团涵括进来。然而,网络时代的发展让“追星”“造星”“偶像大众化”“偶像高频率”等等,就让年轻人成为“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的引领者,开创“饭圈”社群的新模式。调查发现,“饭圈”社群不仅仅是被动“追星”和“分享”,而且通过扩大流量、增强传播、营造氛围、突出特点,从而形成社会思潮,引发社会风波。与此同时,“饭圈”社群之间的各种异质性、排斥性更大,“饭圈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边缘群体,饭圈应当被视为基于不同代际间的个体独特经验所构成的一个多元化的充满矛盾冲突也充满不确定性的力量和生机的集合。这也是为什么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出发的文化代际研究这么重要的原因。”[15]这就可以理解“饭圈”社群的复杂性、变异性。为了对“偶像”的支撑或者助力,“饭圈”社群可能引发“舆论大战”“网络大战”,背后也直接或者间接造成“饭圈”混乱的经济流向。迄今为止“饭圈”社群受到社会的指责较多,限制较多。然而,面临社会公益需要或者其他服务需要,青年“饭圈”社群又能够挺身而出,做善事、做好事,带动新的公益潮流。在 2020 年初的武汉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饭圈女孩’的表现却是可圈可点,……‘饭圈女孩’善于利用网络工具,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网络趣群的存在,因而应急响应速度非常快。”[16]因此,我们对于青年“饭圈”社群要客观分析、理解引导,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苛求指责。尤其是青少年处于人生成长和体验的过渡期,“没有青春不疯狂”“没有青年不冒险”。当青年“饭圈”社群处于追星热烈阶段,或者流量刺激阶段,加上受到社会舆论和操纵机构的驱使,难免会作出“出格”“越线”的行为。这时候,既需要及时的制止和有效的引导,也需要足够的理解和鼓励转变,逐渐成为青年正能量的社群。

    (四)“新知青”社群
    “新知青”社群借用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大潮”的名字,但与它们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上个世纪中叶的“下乡知青”来源于三类青年社群:一类是非常积极、热情响应中央号召的知识青年,另一类是城市工作经济条件限制需要走向农村发展的知识青年,还有一类特殊的是“走资派”或者“黑五类”家庭子女要通过上山下乡谋取新发展的知识青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知识青年”这个概念都是特定历史和遭遇的称谓,很少有人主动自己关联起来。然而,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新知青”社群的概念和内容突然“火起来”,引起一些青年的倾慕和认同,也引起一些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从调查情况看,“新知青”社群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城市有文化、高素质的青年,选择到农村生活与发展,或者追求新的创业发展路径,或者追求新的另类生活方式。其实,“新知青”下乡最先的热潮不是来自于当代青年,而是来自“老青年”或者“老知青”。也就是说,上个世纪有过上山下乡经历,或者了解上山下乡经历的青年,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创业就业和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经济充裕,反而希望在城市生活之外,返回农村选择农业生活、田园生活、生态生活。当然,中老年“再下乡”的现象主要是出于兴趣追求,没有掀起社会大的热潮。但是,这种潮流影响到新一代青年,特别是学识见解多、经济条件好的青年,就掀起“新上山下乡”的热潮,形成“新知青”社群,并且通过网络、视频介绍“下乡生活”,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另一类“新知青”社群不是城市“下乡青年”,而是“回乡知识青年”。因为,按照农村人的传统追求,攻读大学、硕士、博士之后的青年,一般是不会回到乡村、农村发展,大多数选择大中城市创业就业,即使回到县域、乡镇工作也不是真正的乡村农村生活。可是,在21世纪10年代以来,出现两股青年回乡的力量,一股是“农民工青年”返乡现象,感觉城市的发展有限制,利用积攒的资金回乡创业就业;另一股是“新知青”返乡现象,感觉城市的发展机遇有限,利用知识技术在乡村创业就业。我们在与“新知青”社群交流沟通的时候,不论是“下乡知青”社群,还是“回乡知青”社群,都存在复杂多样的状况。一是动机的多样性,既有“新知青”是主动把握机遇,自主下乡拼搏发展的;也有受到城市竞争的挤压,选择下乡发展或者回乡发展的。二是感受的多样性。有些“新知青”确实感觉伴随时代的变化,下乡生活有很多乐趣和好处,包括不紧张、不焦虑、自然与和谐等等;但是也有些“新知青”充满无奈和困惑,在下乡生活中遇到麻烦、感觉贫乏、面临问题,但是暂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得过且过。三是心态的多样性。有些“新知青”努力将自己的理念和情感,与乡村人的理念和情感相沟通、相交融,逐渐体会中国农村的文化习俗。但是也有些“新知青”仍然居高临下、自以为是,难以融入乡村的文化与生活,处于心态的冲突与矛盾。然而,不论存在多少种复杂的状况,“新知青”社群已经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人员不断增加、发展不断持续,成为新时代农村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五)“小镇青年”社群
     “小镇青年”和“小镇做题家”成为这几年的热词之一,也形成新的青年社群。“小镇青年”是指出生在三四线小城、乡镇,不论有没有上大学,或者在家乡工作,或者到其他城市周边乡镇工作的青年。“小镇做题家”是指出生在小城镇,埋头苦读成绩较好,能够考上各类大学,但是缺乏社会视野和社会资源,创业就业和竞争过程不如意,有各种埋怨和烦恼的青年。两者有共通和交织的地方,所以往往纳入“小镇青年”社群的范畴。调查发现,近年来“小镇青年”社群引起的关注和热议,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小城镇的较快发展,使得这类青年逐渐成为拥有一定数量、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社群。过去往往只是区分“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主要是以户籍为划分依据。通常的心理认同就是城市青年有较好的发展条件、较多的发展机会;农村青年的发展受到很多制约,机会条件较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小城镇的发展非常快,拥有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并且,农村家庭想尽各种办法“进城”,往往很难进入大中城市,就将进入中小城镇作为“进城”的替代选择。因此,“小镇青年”中既有工作、学习、生活都在城镇的青年;也有学习在城镇而生活在农村的青年;还有工作在农村而学习在城镇的青年等等。随着小城镇相关青年群体的扩大,逐渐成为具有独立意识和发出声音的社群。二是“小镇青年”自我认同的双重性。与农村青年比较而言,“小镇青年”感觉自己进入新阶层、拥有新机会,希望表达新发展的内心感受;与城市青年相比较,“小镇青年”又感觉仍然有条件欠缺,素质具有隔阂,因此也表达了困惑与焦虑。这种“双重性”的现象既引发社会的关注,也引起社会的争议,就将“小镇青年”社群推向社会的舆论场。三是“小镇青年”社群的复杂能量。应该说,并非“小镇”“乡镇”社会生活环境,都造成青年的不利因素;而是对青年素质有复杂影响,也促成“小镇青年”素质的多样性。恰恰因为小镇环境没有大中城市的繁重和诱惑,有些小镇青年专心学习、刻苦钻研,不仅仅考上好的大学,而且在高等院校也比其他青年潜心学习、努力成才,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也有些小镇青年受到视野束缚、心理局限,在面临学习选择、工作选择的时候犹疑不决、患得患失,就陷入发展的困境,造成心态的焦虑。所以,“小镇青年”成为体现复杂能量,很难用一种简单标准评价的社群。

     (六)“志愿青年”社群
     青年志愿者是当代中国青年最大的社群之一,也是吸引越来越多青年参与的社群之一。在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之前,一些率先发展志愿服务项目、成立志愿服务队伍的主体就是青年。1983年北京市大栅栏“综合包户”志愿服务,就是团员青年联合辖区单位、企业资源,开展社区助老服务的项目。1987年广州市“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就是团员青年关爱和帮助中学生成长的志愿服务项目。1990年深圳市注册成立的“义工联”,就是共青团支持下,以团员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社团组织。如今,志愿者成为全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之一,在“中国志愿”系统注册的志愿者达到 2.21亿人;在“志愿中国”系统注册的青年志愿者达到 9100 多万人。同时,在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中,涌现青年志愿者中的“志愿工匠”社群。“‘志愿工匠’是指在出于公益目的而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时候,能够发挥智慧、知识、技术、技能等,并取得良好服务效果的志愿者。”[17]青年专业人才、青年博士硕士、青年大学生等,都越来越注重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开发针对城乡发展需求、针对群众生活需求,具有服务实效的项目。尤其是 2014 年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举办以来,青年“志愿工匠”社群策划和实施有创意、有活力的服务项目,申报全国志愿服务金银铜奖,或者申报青年公益创业奖,获得资金支持深化服务项目,获得社会传播推广服务项目。如今,青年“志愿工匠”社群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青年专业人才加入志愿组织,做好创新服务。如青年科学家、青年会计师、青年律师、青年教师、青年医生等等,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志愿服务的水平和效果。另一类是普通青年志愿者在长期的服务中不断学习、不断成长,逐渐成为“志愿工匠”。如一些社区青年、青年员工长期参加助老服务、助残服务。既学习和掌握专门服务的知识技能,也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探索有效的方式方法,久而久之就成为优秀的“志愿工匠”。还有一类是从普通志愿者逐渐成为骨干和管理者,或者成为专职志愿者,从事志愿组织的管理和运营工作,发挥管理协调的能力,促进志愿组织的发展壮大。调查发现,青年“志愿工匠”社群将“精心服务、精准服务、精细服务、精致服务”作为共同准则,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追求优质服务,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贡献。这些“志愿工匠”社群成员,用各种各样的微信圈、QQ 圈等建立联系、交流沟通、互相激励、共同进步,成为青年社群中非常具有正能量的社群类型。

三、几点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青年“社群”的分化与裂变越来越多,形成纷繁复杂、交织多样的“社群”现象,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虚拟社会的“社群”聚集就更为复杂,更加灵活化与多样化。这样,青年线上线下“社群”就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影响新生代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

    (一)要关注青年对“社群”的自我认同
     如前所述,“社群”原来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社会群体”的简称,也是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如少数民族群体、原住民群体在研究时的指称。但是,当代中国青年引入和使用的时候,逐渐演变成为自我认同感强和社会关注度强的概念,成为不断产生、频繁变化的青年“社群”指称。从青年自我认同感强的角度看,是在变化迅速、大潮纷繁的时代背景下,青年需要有凸显自我特色、展现自我个性的概念和符号。青年“社群”成为具有特色、凸显个性、显示另类的一种选择。从社会关注度强的角度看,“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青年“社群”的突兀性和奇异性,就很快引起社会的关注、担忧、分歧、争议。甚至有些青年“社群”的出现和传播,引起社会波动、引起社会风波。因此,我们不能对青年“社群”熟视无睹,也不能掉以轻心,而是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纳入共青团组织关心、帮助、激励和引导青年发展的视野,探寻新颖有效的途径,促进健康有益的发展。

    (二)要防范青年“社群”排斥引发的风险
     青年“社群”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很多是理性有序的发展变化,但是也有一些是走向极端、出现畸形的发展变化。一些“玩家”、“饭圈”社群呈现越来越强的“内在强聚性”和“外在排斥性”。一方面,“社群”内部由于背后公司、机构等利益驱动,营造越来越强烈的凝聚压力,迫使成员放弃自主思考和理性选择,遵从“社群”的统一意志,包括不断打赏偶像,发出维护狭隘利益的评论等等,实际上是以“社群大众民主”的方式形成“舆论的专制和压迫”。另一方面,“社群”聚焦为单一的思维和声音,对于其他“社群”、群体采取极端的排斥和敌意,运用指责、谩骂、攻击、破坏的方式,引发社会纠纷与矛盾。这些“社群”内部或者“社群”之间的问题,逐渐放大社会效应,就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为此,对于青年“社群”存在的偏差和问题,也需要关注和重视,探寻引导“社群”理性发展,减少“社群”排斥冲突,降低社会风险的途径。

    (三)要促进青年“社群”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伴随新生代社会发展多样化、网络生活普遍化,青年“社群”的多种类型、多种形式呈现出来,将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为此,要引导不同类型青年“社群”的成员培养理性、宽容的心态。一是客观辨识本“社群”的理念和内涵,促进健康有益的因素发展,抑制和消除不良因素、消极因素,尤其是不被“虚狂”“迷幻”的因素所诱惑、所迷惑,避免陷入盲目的狂热自恋。二是客观了解和理解其他“社群”的理念和内涵,在合理竞争、合理争论的同时,理性看待其他“社群”的特色和价值,避免绝对否定、盲目攻击。三是在理性维护青年自身“社群”利益的同时,也理解和尊重其他“社群”发展的需求和利益,提供各种类型“社群”发展的空间。

    (四)要构建青年“社群”共治共享的机制
     当代青年“社群”发展繁荣的同时,也要形成有效治理的机制。“在调动社群积极性的同时,应该保持对社群整体生活的必要调控,是党的社群政策的两个基本构成方面。……(假如不进行必要控制)社会也无力抗衡因社群的急剧分化而造成的动荡不安,其结果必然是内乱频仍、财富外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也未必能出现西方发达国家早期资本主义化阶段出现的局面。它会因为外国经济势力的大量渗入和国内社群的动乱而陷入无力自拔的境地,久而久之经济凋敝和社群动乱也会撼动民族文化根基。”[18]为此,青年“社群”成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将社会治理创新的知识和技巧运用到“社群”生活之中,构建“社群”成员之间理性、自律的规则。应该看到,青年“社群”共治机制的缺乏,就会导致“社群”成为互相攻击、制造混乱的“温床”,带来社会负面效应。如果建立青年“社群”的有效共建机制,就会让“社群”成为青年学习和掌握社会治理、民主协商、共享发展的场所,培养新时代的青年社会治理参与者。

   (五)要培育和激发青年“社群”的社会正能量
    青年作为社会上最活跃、最有创新精神的群体,也往往推动新的事物产生。“社群”的热潮就是当今时代青年推动的新热点、新焦点。很多新生事物,在诞生的初期都是良莠不齐、利弊兼存的。青年“社群”引起的争议、引起的风波,也是在这种“双重性”的表现。但是,我们如果理解和鼓励青年,支持和引导青年,就能够帮助青年逐渐消除“社群”的负效应,增强“社群”的正能量和积极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党和人民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 。”[19]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善于把握青年发展的积极方向,对青年“社群”采取鼓励与引导“双促进”。鼓励的态度就是信任青年、支持青年,相信青年“社群”成员会逐渐走向成熟、逐渐走向理性;引导就是针对青年“社群”成员缺乏社会阅历、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引导青年不盲目、不狭隘、不偏激、不极端,将“社群”的复杂性放在社会的复杂性之中进行理解、进行辨识。这样,青年“社群”成员就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存精,逐渐将“社群”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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